多赢棋牌:“迷惘的一代”，创作与世界的关联~

马尔科姆·考利的《流放者归来》初版于1934年。

1934年，是一个什么样的时间呢？美国经历了股市大崩盘、经济萧条，罗斯福新政实施后，社会刚刚有所起色。

很多作品之所以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它在关键节点积极主动地参与了社会思潮的形成。

《流放者归来》完成了对整整一代人思考总结之大成。这一代人被叫作“迷惘的一代”。格特鲁德·斯坦因对海明威说：“你们都是迷惘的一代。”海明威把这句话用作了《太阳照样升起》（1926）的题词。对于经历杀戮和死亡场景的海明威来说，“迷惘的一代”这个称谓有一种特殊的权威，它传递了一种观念，在那些一战幸存的年轻人的心灵里，残酷的战争和战后放荡奢靡的生活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他们是迷惘的一代，首先因为他们被连根拔除了，他们所受的教育几乎切断了他们和任何传统或地域之间的纽带。他们之所以迷惘，是因为他们所受的训练是为另一种生活准备的，而不是为了让他们在战后的世界里生存下来（也因为战争使他们只能适应旅行和找乐子的生活）。他们之所以迷惘，是因为他们想要生活在流放中。他们之所以迷惘，是因为他们不接受过去的那套行为规范，也因为他们对社会及作家在其中的地位有一个错误的认识。这一代作家属于已经固定下来的旧价值观和尚待确立的新价值观之间的一个过渡期。”马尔科姆·考利的这段概括很重要。

这段话出现在《流放者归来》的序言，并非写于1934年，而是1951年该书重版时的产物。评论家唐纳德·福克纳在本书导读中指出，在1934年，马尔科姆·考利想要表达的是在发展中的美国文学传统以及自己在其中的位置，但到了1951年，公众已经对这种传统以及考利和他的同辈人在其中起到的推动作用有了认识。福克纳认为1951年是重版该书的绝佳时机，考利也说50年代已经不是“喜欢认真思考的一小撮酒鬼”的时代，而是“美国文艺的关键时期”。《流放者归来》受到了热烈的欢迎，此后在美重印了三十次。

1951年版对1934年版的正文没有大的修改。考利不想把这部作品写成文献式的综述，《流放者归来》是一部自我代入感强烈的文学作品，它采用了“我们”的叙事角度和抒情笔调，用不断呼唤的“我们”作为一种传统的缔造和召集的方式——“我们”是同时代人。

这部作品是从马尔科姆·考利的成长经历与学校生涯说起的，一旦回望青春，我们的心中想必也会泛起类似的记忆与情绪。这是《流放者归来》越出国界，在全世界范围，在整个20世纪，特别是对于年轻人，对于年轻作家产生影响的重要原因。

从家庭背景上看，“迷惘的一代”的众多作家，海明威、帕索斯、菲茨杰拉德、E.E.卡明斯等人，都是像考利那样，出身于医生、律师、农场主或商人等中产阶级家庭。他们多半在公立学校就读，在学业过程里逐步改变了乡土气，成为放眼世界特别是被巴黎气息、被欧洲文化吸引的年轻人。他们极少受美国的历史束缚，割断了地域之间的联系，认为自己是自由精神的表征。可是，1919年之后现实生活的许多方面都让他们感到愤怒，而诸如经济的飞速发展与技术的革新又让他们着迷。他们在分歧、怀疑、疏离中做了一些自己从前不以为然的事情，过度的自怜和夸大的自我意识让他们隐现灵魂危机，陷入迷惘。实际上，“迷惘的一代”比他们前一代作家要幸运得多，其中许多人不到三十岁就成了有国际声望的小说家。“迷惘的一代”的自我流放是当时流行的选择。他们试图避开美国压抑的清教徒氛围，避开商业社会的粗俗、单调、沉闷和道德上的因循守旧，他们想在欧洲的自由空气里寻找自我的生活模式。然而，这个松散的共同体的瓦解是非常快的。欧洲在一战后的经济危机急遽地改变了“迷惘的一代”赖以生存的社会、经济环境，那些原来居住在法国或欧洲其他国家的年轻人，那些饱经达达主义、立体主义、现代主义和象征主义文学艺术熏陶的年轻人，本来以为自己处于世界的中心，现在却要由边缘重新进入中心，所以必须快速调整他们对于文学的社会意义，对于自己与社会的关系的看法。

对于马尔科姆·考利来说，那些无法再把年轻人和外界事物联系起来，甚至无法使年轻人彼此联系起来的道路似乎仍旧指引着他和他的同代人。1934年的美国，某种程度上

也像是刚刚经历一战、在废墟里挣扎重建的欧洲。马尔科姆·考利的字里行间流露着怀旧的情感，渴望回到一些失落的、依旧残留在记忆中的地方或一些依稀仿佛的所在，但也伴随着对未来的兴奋乃至恐惧。失去的东西，或者别的什么东西，刺激考利不断翻阅“迷惘的一代”作家的作品，在这些作品里，理想的破灭保留着一种美感，年轻人注定要情愿或不情愿地从他们的文化困境中突围，《流放者归来》以“一本描述思想的书”的尝试来力求表现这个过程。

流放与归来，在很大程度上是20世纪写作者的宿命。个人的孤立无援和文化赋权之间的张力，促使作家主动理解自己在创作与世界的关联上的深刻投入。那种切断了传统或地域纽带的感受，迫使作家们或者所有飘离的人从被留在身后之地和此时此地两个角度来分析事物、看待自身。